2019-06-24 16:47:04

●毛澤東欣然為治淮工程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周總理在會上說:“淮河要蓄泄兼籌,三省共保,黨中央、毛主席已經決定成立治淮委員會,由曾山同志負責”。

● 中央決策規(guī)劃

共和國故事?變害為利

毛澤東緊急批示治理淮河

1950年6月至7月,河南與安徽交界處連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陽關以上右岸全部漫決,正陽街上水深數尺。

為此,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商議決定,派政務委員曾山趕赴受災地區(qū)視察。

毛澤東看了曾山在政務會議上的發(fā)言記錄后,他的腦海中全都是滔滔洪水和流離失所的災民,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安徽省負責人曾希圣幾乎每天都給中央發(fā)4個的特急電報,報告災情。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又收到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致華東局、華東軍政委員會并轉中央的電報,詳細地報告了有關淮河決口造成的損失:

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于去年,且為百年來所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遷徙者約23萬人。被淹田畝3100余萬畝,占皖北全區(qū)二分之一強。全無收者2200百余萬畝,房屋被沖倒或淹塌而已報告者80余萬間,死499人……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墮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這封電報讓毛澤東淚流滿面。

毛澤東一生遇到這樣三種情況就常常流淚:一是看戲看到情節(jié)悲傷處,會被劇情感染,情不自禁地流淚;二是相處久的警衛(wèi)員犧牲了,或親人、朋友離別,或是見到自己騎過的老馬死了,用久了的東西破損得不能再用了,會流淚;三就是見不得老百姓受苦受難,人民群眾饑寒困苦乞討流浪的場面,會讓他流淚。

毛澤東看到“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的地方,不忍再看下去了!這時,他的眼前景物似乎化作了水急浪高的滔滔洪水,漸漸地漫過房屋,只有大樹的樹冠還露在洪水的上面。他似乎看見了一個中年婦女抱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坐在樹杈上哀號求生……

毛澤東終于又從幻化的思維中回到了現(xiàn)實來,他那滾動欲出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滴在了這份電報上。接著,毛澤東拿起一支紅藍鉛筆,在“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的下邊,重重劃了兩道橫杠。

毛澤東畢竟是一代大政治家,很快進入了理性的思索。他按著自己獨有的思維方式,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歷代帝王得天下到失天下的層面進行了審視和思考。

在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無與倫比的偉業(yè)。一位外國學者曾說:“稱中國為河川之國,其意義不僅在于它有眾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為對河川進行了治理而極大地影響了它的歷史。”

中國古代治水自禹之后,代代有傳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黃河大堤,始于東晉時代的荊江大堤,開創(chuàng)于東漢時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與萬里長城相媲美的偉大工程。

從春秋時期開始,經歷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運河,把西東走向的江、淮、河、漢通連了起來;秦始皇時期建成的廣西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的水系,擴大了我國內河航運的范圍。

為解決干旱問題,我國很早就修建了技術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國;黃河河套灌區(qū),創(chuàng)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跡。

但是,近代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后,水政荒廢,河流失修,不澇則旱,民不聊生。

在蔣介石執(zhí)政的20多年中,由于水利長期失修,加上連年戰(zhàn)亂的破壞,尤其是像黃河花園口人為決堤,給人民造成的損失是十分驚人的!

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軍的大舉進攻面前,節(jié)節(jié)敗退。當開封陷落、鄭州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yōu)榱俗柚谷哲娮窊簦冢对拢谷瞻情_了花園口黃河大堤,黃河水從賈魯河、潁河傾瀉入淮,進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1947年,黃河被挽回故道,卻給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的惡果。

1946年,黃河又發(fā)生大災,災民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濟,連美國記者白修德都看不下去,到重慶質問蔣介石,蔣介石居然說河南沒有災民。

僅1949年不完全的統(tǒng)計,全國被淹耕地達1?2億畝,減產糧食220億斤,重災區(qū)災民達1000萬人。其中,華東地區(qū)被淹耕地5000余萬畝,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減產糧食70余億斤,災民1600萬人。

可以這樣說,蔣介石兵敗東南數省,與洪水成災、失去民心有著一定的關系。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對建立一個嶄新的新中國表現(xiàn)出堅強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當1949年淮河發(fā)生洪水,帝國主義曾幸災樂禍,預言共產黨無法克服中國的災荒,無力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時,毛澤東向世界莊嚴宣告:

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從大禹治水興天下,到蔣介石因失修水利等原因而敗退臺灣,對“水興國家興,水害國家敗”的話有了更深的理解!

毛澤東認為,為了鞏固新建立的政權,并應付國際和國內的突發(fā)事變,必須考慮從根本上解決洪水年年造成的局面。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安居樂業(yè),一心一意地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否則,其他一切革新都會因為洪水成災而付之東流!

毛澤東根據淮河災情,借鑒歷史經驗,從政治高度出發(fā),強調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

據原水利部長錢正英回憶,當時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開國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劉邦是淮河流域沛縣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縣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鳳陽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災人禍多,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溫床。

為了新中國的安定,必須先把淮河治好。為此,毛澤東在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發(fā)來的電報上作了批示:

周恩來:

請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8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毛澤東

8月5日

這個批示,表達了毛澤東對治理淮河刻不容緩的急迫心情,說明災區(qū)人民的苦難時刻牽動著他的心。

指示下達不久,治淮會議在8月底召開,決定了“蓄泄兼籌”的治理方針。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河南、安徽、江蘇省委存在著意見分歧。

為了加快治淮步伐,毛澤東再次批語周恩來,督促治淮工程早日開工:

周恩來:

現(xiàn)已9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毛澤東

9月21日

經過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的協(xié)調,河南、安徽、江蘇三省黨委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在當月就制訂出動員勘探計劃,10月就開始動工。并決心以3年為期,根除淮河水患。

毛澤東欣然為治淮工程題字: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為了興修水利、根治淮河,逃難在外的災民紛紛返回家園,自動請纓打石做治水器材,修造船只,準備運工料、糧草。當時的情景是:

父子齊上陣,兄弟爭報名,婦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

220萬農民參加到治淮行列,90萬工人日夜奔走在數千里淮河的運輸線上。中央從東北、華北、中南各省調運了20多億斤的建設物資和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

經過80多天奮戰(zhàn),一條長160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建成了。

周恩來部署治淮工作

淮河是周恩來部署治理的第一條河流。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周恩來日理萬機,在抓救災的同時,加緊了對根治淮河的具體部署。

他提醒秘書們:“只要有淮河水情的報告,隨到隨送,不準耽擱。”

1950年7月22日,他邀集有關人員認真討論治淮問題。

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來親自指導與參加下,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

華東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蘇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河南黃泛區(qū)復興局負責人及專家40余人參加了會議。

據當時擔任周恩來經濟秘書的吳群敢回憶,治淮會議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安徽有內澇,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蘇北去;蘇北怕承擔不了,不同意。雙方爭執(zhí)不下。

另外,蘇聯(lián)專家根據本國的經驗,認為水是很寶貴的資源,不能白白放掉,放掉就是浪費,應該把水蓄起來,建立蓄水池。

安徽認為自己是內澇,排都排不出去,怎么個蓄水?這就是當時存在的十分棘手的蓄泄之爭。

為解決蓄泄之爭,周恩來反復召集各單位負責干部討論、協(xié)商、開大會解決問題達6次之多,會下還與同志個別談話,征求意見。

周總理說:

我們人民政府,不能再讓淮河壓迫我們的同胞了!國家困難再大,也要下決心把淮河治好!

淮河要蓄泄兼籌,三省共保,黨中央、毛主席已經決定成立治淮委員會,由曾山同志負責。

0

周恩來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兼顧上中下游的利益,運用唯物辯證法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治理淮河的5項原則:

統(tǒng)籌兼顧,標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分期完成,加緊進行;集中領導,分工負責;以工代賑,重點治淮。

同時,周恩來還明確指出:

總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為主。從水量的處理來說,主要還是泄水。這次治水計劃,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并且還應有利于灌溉農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發(fā)電,下游注意配合航運??傊?,要統(tǒng)籌兼顧。

治淮會議根據這一方針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發(fā)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則開辟入海水道的重大決策。

周恩來部署治淮的第一個突出貢獻是領導制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保證了治淮順利進行。

9月22日,周恩來就治淮問題接連寫了兩封信。

一封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陳云、薄一波、李富春。

這封信告知治淮的兩份文件已送華東、中南,請他們審議,待10月5饒漱石、鄧子恢來京時再作最后決定。治淮工程計劃,則已由水利部及地開始付諸實施,因時機不容再誤,且至下月初,時間不長,即有變更,亦尚來得及補救。

一封給中財委的陳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轉水利部的傅作義、李葆華、張含英,強調中央政府要從人力、物力、財力保證治淮的需要。

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

陳、薄、李各同志并轉傅作義、李葆華、張含英各同志:

此兩文件已送華東、中南審議,請他們研討后提出意見,以便乘10月5日饒漱石、鄧子恢兩同志來京之便與水利部作最后確定,再行公布。在公布前?此計劃業(yè)已付之實施,昨已面告傅、李兩同志加緊督促實行。昨晚毛主席又批示,治淮工程不宜延擱。故凡緊急工程依照計劃需提前撥款者,亦望水利部呈報中財委核支,凡需經政務院令各部門各地方凋撥人員物資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擬文電交政務院核發(fā)。至華東、中南屆時如有修正意見,必關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對于目前緊急工程諒無變更,因此類事業(yè)經各方多次商討,均已認為無需等待。專告。

周恩來

9月22日

為了中國的富強,為了中國的四個現(xiàn)代化,周恩來特別重視兩件事:一個是治水,一個是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躬親治水,除害興利,功在當代,澤及萬世,是當之無愧的禹的傳人。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設決策都是在周恩來具體負責下制定出來的。

50年代前期,他開治淮會議,發(fā)治淮決定,建治淮機構,調治淮所需,訂治淮規(guī)劃,保證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勝利完成;隨后,他又領導制定了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興修官廳水庫的戰(zhàn)略決策,初步解決了淮河、長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50年代后期,他領導研究了長江流域規(guī)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設計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設的決策。

60年代,他領導制定了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決策。

70年代,他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保證了長江第一壩的勝利建成。

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

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毛澤東與邵力子暢談治淮

毛澤東深知根治淮河是一項大工程,而且還是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在治淮過程中少走彎路呢?他決定親自動手,大搞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他還要調動一切有利因素為治淮河服務。

在這期間,毛澤東與邵力子先生暢談治淮大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這天,毛澤東駐步豐澤園的門前,恭候邵力子的到來。頃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陪著邵力子驅車來到門前。

毛澤東走上前去,親自扶邵力子走出轎車,熱情地打招呼:“歡迎,歡迎,先生和將軍都很準時呵!”

“主席是珍惜時間的人嘛。”邵力子答。

“軍人第一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第二是以時間的準確為生命。”傅作義也作了適合將軍身份的回答。

“好!那就讓我們以只爭朝夕的精神進屋暢談治淮吧!”

邵力子或許是讀書人出身的緣故,他走進菊香書屋下意識地往桌上一看,只見上面擺著文房四寶以及剛剛寫好的條幅,感到有些好奇地問道:“主席正在寫字?”

毛澤東邊答說“是啊”,邊請邵力子與傅作義落座。

待到秘書給這兩位客人獻上茶水之后,毛澤東突然說道:“我久知邵老是前清的舉人,早年又與當代草圣于右任老等人在一起靠賣文為生,所以,我做了個字謎,想請你這位清朝的舉人給解一下。”

邵力子聽后愕然,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所以。他禁不住自問:“毛澤東為何做字謎請我解呢?這又與治淮有什么聯(lián)系呢?”

他看了看同樣感到好奇的傅作義,只見傅微笑著沖著他搖了搖頭。從傅作義的表情分析,似乎是蠻有興趣地看著將要發(fā)生的一切。

就在邵力子與傅作義用眼傳神的過程中,毛澤東走到寫字臺前,雙手拿起墨跡未干的那張宣紙,很是恭敬地放在邵力子面前的茶幾上,帶有自我調侃的口吻說:“我這是應了那句老話,孔夫子面前賣弄字畫,請看!”

邵力子微微欠身,俯首一看,只見宣紙上赫然寫著兩個蒼勁有力的大字:治淮。

邵力子看罷一怔,他清楚毛澤東出的這幅字謎,是屬于續(xù)字謎,也就是說在“治淮”二字的后邊必須續(xù)出兩字,合作一詞,表達一種完整的意思。

就在這剎那之間,邵力子卻犯了難,因為毛澤東寫的“治淮”二字不僅是意義深遠,更重要的還代表了一個明確的概念,想要續(xù)上二字絕非易事,故情不由己地蹙了蹙眉頭。

毛澤東放好這幅“治淮”字謎之后,旋即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習慣地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有些自我欣賞地緩緩吐向空中。

接著,他才漫不經意地看了邵力子一眼,似有意提醒道:“邵老啊,我這可是個續(xù)字謎??!”

毛澤東或許是認為自己的目的達到了,抑或是他不想把這位前清的舉人考得太狼狽。他先是朗朗大笑,后又伸出右手指著自己的書桌,說道:“邵老,這續(xù)字就是這4個字嘛!”

邵力子經毛澤東手指書桌一點化,頓然大悟,不由自語:“方案!”

坐在一旁看熱鬧的傅作義目睹了這一切。當邵力子脫口而出“方案”二字以后,他于這瞬間又把毛澤東的原字謎“治淮”二字與之合起來,原來這4個字是“治淮方案”!

到這時,傅作義才恍然明白了毛澤東出此續(xù)字謎的真諦。同時他看到,年長的邵力子其悟性或曰聰明還是比自己勝出一籌的。好在他此時的身份是將軍,而不是舉人或秀才,所以,他隨著邵力子的朗朗大笑也不由笑出聲來。

這就是毛澤東與人交往或曰與友人談工作的一種方式,雙方傾談治淮這樣一件大事,竟然是從如此寫意的方面開始,真是令人慨嘆不已!

待到邵力子、傅作義恢復常態(tài)之后,毛澤東方言歸正傳:“邵老續(xù)得好!今天我請二位來,就是為了討論治理淮河的方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傅作義或許是在閻錫山、蔣介石手下當差當得時間太長了,他聽了毛澤東的話后,認為自己是水利部部長,自應第一個介紹情況。所以,他一板一眼地說罷水利部制定治淮方案的過程后,又鄭重地說道:“我們水利部正在總理的領導下,進一步研究、完善治理淮河的方案。”

“我已經看了總理有關治理淮河的報告,”邵力子接著傅作義的話題說道,“我是過來人,所以我贊成總理說的淮河年年鬧災,是當年蔣介石為阻止日軍南下,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造成的。這是因為黃河的泥沙破壞了淮河原有的蓄泄洪水的能力。”

“邵老一言中的!”毛澤東有意把話題一轉,很是誠懇地說道,“當年,邵老做西京王的時候,我長征一到達陜北,就聽當地的老百姓美傳您是當代的大禹。”

說到邵力子做西京王,那是日本在我國東北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把邵力子外放陜西,坐鎮(zhèn)西安,代蔣控制多事的西北地區(qū)。

也就是邵在西安執(zhí)政的5年之中,他曾帶領陜西人民治理過黃河,而且很見成效,被當地老百姓傳為當代治水的大禹。

也正是因為邵力子有這樣一段特殊的從政經歷,毛澤東才聽取他對治淮的意見。

自然,邵力子也想到了這一點。但是,當他聽毛澤東如此贊譽他治理黃河的功績的時候,他又謙虛地連連說道:“百姓過譽了。過譽了!”

“我看是有他們的道理的。”接著,毛澤東又坦然說道,“我當時聽后也感到新奇。事后才聽人告訴我,當年邵老重視黃河水利,親自主持修了涇惠和洛惠兩大渠,建了龍門閘和風陵渡工程。我想這就是老百姓至今還流傳邵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吧!”

“主席過獎了!”邵力子非??蜌獾卣f,“那時,我任國民政府陜西省主席,治理黃河是我的責任。再說,我做的那點區(qū)區(qū)小事,怎能與今天共產黨和主席想根治淮河的工程相提并論呢,何足掛齒矣!”

“邵老那時的作為,現(xiàn)在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rdquo;毛澤東在歷數了邵力子在治理黃河上的成績之后,又說道:“今天,我請邵老來的目的有二:一是想聽聽您的意見,再是邵老您能離京去實地考察,那是最好不過的。話再說回來,這也就是我寫的那個續(xù)字謎的謎底。”

邵力子從政數十載,自孫中山到蔣介石等政壇要人都時相過從,有的還私交甚篤。但是,他卻未遇見過像毛澤東這樣善做工作的領袖人物。

因此,他心悅誠服地說道:“請主席放心,我打算立即成行。”

“不,不。”毛澤東急忙擺手制止,“現(xiàn)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災,不是邵老這樣年紀的人去的時候。”

“那我何時成行呢?”邵力子問道。

“再定。”毛澤東凝思片刻,“到時,我一定為邵老寫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壯行色!”

“請放心,我一定不辜負主席的期望!”

至此,毛澤東請教邵力子的工作就算做完了。

他看了看作陪的傅作義的表情,又十分客氣地說道:“傅將軍,你是新中國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長,請將軍集思廣益,再擬定一個全面的興修水利方案。”

“我盡快落實主席這一重要指示。”

“我哪有那么多的重要指示喲,”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這些天來,由于淮河水禍如此嚴重,使我想了很多問題,看起來,要想改變我國的貧窮面貌,首先就要大興水利。我們這些人如果能把幾千年來的水患化害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無量??!”

中央做出治理淮河決定

新中國的治水事業(yè)是從淮河開始的,治淮戰(zhàn)役的第一炮首先在沂蒙山區(qū)打響。

沂河、沐河由沂蒙山南流到蘇北,下游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民堅持長期革命斗爭的淮海區(qū)。當淮海戰(zhàn)役的硝煙尚未消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qū)人民政府就領導人民開始了治水事業(yè),拉開了新中國治淮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人民當家作了主人,然而“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淮河自然災害,仍是廣大人民群眾苦難的禍根。

1950年10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議上,做出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

周恩來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進一步闡明了淮的方針、步驟、機構及豫皖蘇配合、工程經費、以工代賑等問題,批準了淮北大堤、運河堤防、三河活動壩和入海水道等一系列大型骨干工程。

“決定”說:

今年淮河流域,因洪水特大,造成嚴重水災,豫皖境內受災面積,約略估計達4000余萬畝,災民1300萬人。遵照毛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由水利部召集華東區(qū)與中南區(qū)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總局,及河南、皖北、蘇北三省區(qū)負責干部,分析水情,反復研討,擬定治理淮河方針及1951年應辦的工程……

《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提出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方針應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為此,決定在1951年先行舉辦下列的工程:

上游,低洼地區(qū)臨時蓄洪工程,蓄洪量應超過20億立方;中游,湖泊洼地蓄洪工程,蓄洪量應爭取50億立方;下游應即進行開辟入海水道,加強運河堤防,及建筑三河活動壩等工程。

“決定”強調:

為確保豫、皖、蘇省的安全,上述各項工程的設計施工,與先后緩急,均需作到互相配合,互相照顧。因此上中游蓄洪工程,應就技術與準備的可能,盡速舉辦,并爭取增加蓄洪容量。下游入海水道,應早日完成選段設計,并根據長遠利益,研究確定入江入海流量之分配,以避免臨時性工程中發(fā)生不必要的浪費。關于干支各河洪水流量之估計,亦應繼續(xù)搜集資料,進行更為精確的推算,以求各項工程的經濟與安全。

為加強統(tǒng)一領導,貫徹治淮方針,應加強治淮機構,以現(xiàn)有淮河水利工程總局為基礎,成立治淮委員會,由華東、中南兩軍政委員會及有關省、區(qū)人民政府指派代表參加,統(tǒng)一領導治淮工作,主任、副主任及委員人選由政務院任命,下分設河南、皖北、蘇北三省、區(qū)治淮指揮部。另設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別參加各指揮部為其組成部分。

“決定”要求,工程經費“應由治淮委員會會同各地區(qū),盡速根據實際情況,補充勘測,負責提出切實可靠之工程計劃與財務計劃,并由地方行政機關及水利機關負責人共同簽字,經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轉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定”,“以求提高效率,避免浪費。”

“決定”規(guī)定:

全部治淮計劃與工程的實施,皆以根治淮河水災為目的,今冬明春的工程,應在保證工程標準與完成工程任務的條件下,以工代賑,與救災工作相結合。凡屬重要的,上、下游密切相關的,或技術性較高的工程,均須依照前項規(guī)定,經過查勘設計于批準后再行動工。至于局部性的工程,在根治計劃范圍以內者,可以責成治淮委員會及各地區(qū)人民政府商定后先行施工。為配合當前以工代賑需要,并可先撥一部糧款。

10月27日,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第五十六政務會議,任命曾山為治淮委員會主任,曾希圣、吳芝圃、劉寵光、惠浴宇為副主任。

11月3日,周恩來主持第五十七次政務會議,在討論《關于治淮問題的報告》時講話,集中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則,指出治淮委員會機構必須設在靠近淮河的蚌埠,而不宜設在南京。

11月6日,治淮委員會在蚌埠正式成立。

11月21日、22日,周恩來又連續(xù)兩天參加研究治淮第一期工程問題。

1951年5月16日,當各項治淮工程正在全流域展開的時候,由中央人民政府組織的、以邵力子為團長的中央治淮慰問團,來到淮河工地,送來了毛澤東親筆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4面錦旗,頒發(fā)給豫、皖、蘇省及治淮委員會。

在周恩來部署下,到1951年7月20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勝利完成,初步解除了水患威脅,并為以后的全面治理與開發(fā)打下了基礎。

1962年,在北方5省1市平原地區(qū)水利會議上,周恩來又進一步提出“蓄泄結合,排灌兼施,因地制宜,全面規(guī)劃”的意見。

在一次國務院主持召開解決水利糾紛問題會議上,周恩來責成有關負責人親自到淮河流域查勘,聽取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并向他匯報。

后來,在有關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他重申了“蓄泄兼籌”的治淮原則,形象而深刻地說:“我問過醫(y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只蓄不排呢?”

為了盡快實現(xiàn)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國務院于1969年11月6日成立了國務院治淮規(guī)劃小組,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德生任組長。

該小組由水電部副部長錢正英、河南省王維群、安徽省吳斗泉、江蘇省彭沖、山東省穆林負責同志組成。并在蚌埠市設立治淮規(guī)劃小組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開展治淮工作。

治淮委員會編制治淮規(guī)劃

淮河流域規(guī)劃是治淮的戰(zhàn)略部署,是淮河流域治理與開發(fā)的主要依據;編制治淮規(guī)劃的部門是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它是淮河流域水資源綜合規(guī)劃、治理開發(fā)、統(tǒng)一調度和工程管理的專職機構。

淮河水利委員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派出機構,駐地安徽省蚌埠市,其任務就是編制淮河水資源綜合利用開發(fā)規(guī)劃,調解處理省際和部門間水事糾紛,負責主要河段的防汛調度和流域內水資源的統(tǒng)一調配?統(tǒng)一管理主要河流和樞紐工程,負責水質監(jiān)測工作等。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40多年里,為了科學而有序的指導治淮工作,根據國務院部署,在水利部的領導下,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先后進行了5次全流域性治淮規(guī)劃編制工作。

每次制訂治淮規(guī)劃,從中央各有關部委、科研單位,流域4省水利部門,有數百名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參與研究和編制工作。

第一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在政務院《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指導下,由治淮委員會工程部主持進行,從1951年1月開始,經過4個多月的工作,完成了以防洪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治淮方略的初步報告》。

這一治淮方略提出了在上游建一批山谷水庫,中、下游洪水量分配及洞河集為主的蓄洪控制工程和河道整治工程,以解決淮河水患。

第二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54年,淮河發(fā)生大洪水以后,暴露了治淮初期規(guī)劃的設計洪水偏小,防洪標準偏低,必須重新制訂治淮規(guī)劃。

這次治淮規(guī)劃工作,是在水利部蘇聯(lián)專家組指導下進行的,從1954年冬季開始,到1956年4月完成,歷時一年半時間。

參加這次規(guī)劃工作的有淮委勘測設計院,河南、江蘇兩省治淮指揮部,中央農業(yè)部、交通部、地質部、中央氣象局等單位共800多人。

這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報告(初稿)》,提出以防止水旱災害為主,兼顧航運、水產、水電和水土保持等項治淮任務。要求在上游山丘區(qū)開展水土保持,修建水庫、塘壩,攔截山洪,削減洪峰,調節(jié)徑流,蓄水興利,以求達到防洪、除澇、灌溉、航運等綜合利用目的。

在開發(fā)利用水資源方面,除要求充分利用當地的地表水、地下水資源以外,還計劃進行引江、引黃工程,彌補淮河水源不足。

1955年,治淮委員會在制訂淮河規(guī)劃的同時,又組織江蘇、山東兩省治淮指揮部,編制了以防止水災,發(fā)展灌溉為主要內容的沂沐泅水系的綜合利用規(guī)劃。

1957年,沂沐泅水系發(fā)生了90年一遇的大洪水后,暴露了原規(guī)劃中采用的洪水標準偏小。于是,水利部立即組織治淮委員會和蘇、魯兩省,共同編制了沂沐泅洪水處理補充規(guī)劃。

第三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58年,治淮委員會撤銷以后,治淮工作由各省分別進行。各省治淮工作取得一定成績,興建了許多山谷水庫和各類灌溉工程。

但是,在平原易澇地區(qū),有的未經統(tǒng)一規(guī)劃,自行做了一些不當的蓄排水工程,打亂了原排水系統(tǒng),加重了地區(qū)性災害和省際水利矛盾。因此,國務院認為應重新研究編制淮河流域治理規(guī)劃。

1965年I0月,水電部和淮河流域4省成立了規(guī)劃組,然后規(guī)劃組人員深人淮河流域,對流域概況和工程現(xiàn)狀進行全面調查研究。

1966年1月,提出沂沐泅洪水東調南下和南四湖湖西河道治理方案,但沒有形成規(guī)劃報告。

第四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68年,淮河上游發(fā)生特大洪水,1969年,淮南地區(qū)發(fā)生特大洪水。這兩次洪水暴露出上中游阻水障礙嚴重,行洪區(qū)行洪不暢,蓄洪區(qū)控制工程不完善,這說明淮河防洪體系不健全,抗御洪水能力低。

解決淮河流域的防洪安全和治理澇災等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1969年11月,水電部組織淮河流域4省水利廳,開展淮河流域調查,然后集中北京,研究編制淮河流域治理規(guī)劃。

1971年2月,國務院治理規(guī)劃小組,提出了《關于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指示情況報告》。

“報告”要求,再用10年或者稍長時間,基本實現(xiàn)“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任務。在“四五”期間,要求做到按農業(yè)人口,每人有一畝旱澇保收、穩(wěn)產、高產田,并基本控制洪水災害,為全流域實現(xiàn)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創(chuàng)造條件。

主要任務是:治水與改土相結合,全面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抓緊骨干工程配套,治理中小河流;增建一批大型水庫,擴大中下游洪水出路,抽引長江水,補充淮河流域灌溉水源。

第五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走上了蓬勃發(fā)展的軌道。到上世紀末,我國工農業(yè)生產年總產值翻兩番的戰(zhàn)略目標,向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為此,淮河必須持續(xù)治理與開發(fā),進一步改善水利條件,提高經濟效益,增強抗御水旱災害能力,滿足國民經濟各部門對水利的要求。

1980年12月,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提出了修訂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的任務,為今后淮河治理與開發(fā)提供更為可靠的科學依據。

規(guī)劃編制工作是在水利部的領導下,由淮委主持,會同河南、安徽、江蘇、山東4省水利廳及有關部門共同進行的。

1984年,完成了以恢復、鞏固、發(fā)揮現(xiàn)有治淮工程效益為主要內容的《淮河流域修訂規(guī)劃第一步報告》(討論稿)。后來,根據1985年國務院治淮會議要求和1991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決定》,先后對淮河流域修訂規(guī)劃作過幾次修改補充,1992年,完成了《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綱要》。

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提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治淮要全面貫徹《水法》中有關“合理開發(fā)利用和保護水資源,防治水害,充分發(fā)揮水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益”的要求。

淮河治理開發(fā)要繼續(xù)遵循除害興利并重,開源節(jié)流并舉,綜合治理,開發(fā)和利用,統(tǒng)籌兼顧、全面安排的原則。

繼續(xù)貫徹“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和團結治水、顧全大局的精神,按水系進行統(tǒng)一治理。

為此,一定要充分發(fā)揮中央、地方、部門和群眾的積極性。

在治理步驟上,要優(yōu)先考慮在恢復、鞏固、配套發(fā)揮現(xiàn)有治淮工程效益的基礎上,再興建一批必需的新工程,為國民經濟發(fā)展提供必要的水利條件。

在興建新工程的過程當中,要做到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相結合,兼顧工程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效益。

《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綱要》提出了新時期的治淮目標,即爭取在21世紀前期,建成一個較完善的防洪保安、除澇減災、灌溉增產和供水充足的工程體系,把淮河流域建成為全國重要的商品糧、棉、油和煤、電能源生產基地。

一、中央決策規(guī)劃

●毛澤東欣然為治淮工程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周總理在會上說:“淮河要蓄泄兼籌,三省共保,黨中央、毛主席已經決定成立治淮委員會,由曾山同志負責”。

● 中央決策規(guī)劃

共和國故事?變害為利

毛澤東緊急批示治理淮河

1950年6月至7月,河南與安徽交界處連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陽關以上右岸全部漫決,正陽街上水深數尺。

為此,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商議決定,派政務委員曾山趕赴受災地區(qū)視察。

毛澤東看了曾山在政務會議上的發(fā)言記錄后,他的腦海中全都是滔滔洪水和流離失所的災民,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安徽省負責人曾希圣幾乎每天都給中央發(fā)4個的特急電報,報告災情。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又收到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致華東局、華東軍政委員會并轉中央的電報,詳細地報告了有關淮河決口造成的損失:

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于去年,且為百年來所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遷徙者約23萬人。被淹田畝3100余萬畝,占皖北全區(qū)二分之一強。全無收者2200百余萬畝,房屋被沖倒或淹塌而已報告者80余萬間,死499人……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墮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這封電報讓毛澤東淚流滿面。

毛澤東一生遇到這樣三種情況就常常流淚:一是看戲看到情節(jié)悲傷處,會被劇情感染,情不自禁地流淚;二是相處久的警衛(wèi)員犧牲了,或親人、朋友離別,或是見到自己騎過的老馬死了,用久了的東西破損得不能再用了,會流淚;三就是見不得老百姓受苦受難,人民群眾饑寒困苦乞討流浪的場面,會讓他流淚。

毛澤東看到“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的地方,不忍再看下去了!這時,他的眼前景物似乎化作了水急浪高的滔滔洪水,漸漸地漫過房屋,只有大樹的樹冠還露在洪水的上面。他似乎看見了一個中年婦女抱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坐在樹杈上哀號求生……

毛澤東終于又從幻化的思維中回到了現(xiàn)實來,他那滾動欲出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滴在了這份電報上。接著,毛澤東拿起一支紅藍鉛筆,在“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的下邊,重重劃了兩道橫杠。

毛澤東畢竟是一代大政治家,很快進入了理性的思索。他按著自己獨有的思維方式,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歷代帝王得天下到失天下的層面進行了審視和思考。

在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無與倫比的偉業(yè)。一位外國學者曾說:“稱中國為河川之國,其意義不僅在于它有眾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為對河川進行了治理而極大地影響了它的歷史。”

中國古代治水自禹之后,代代有傳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黃河大堤,始于東晉時代的荊江大堤,開創(chuàng)于東漢時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與萬里長城相媲美的偉大工程。

從春秋時期開始,經歷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運河,把西東走向的江、淮、河、漢通連了起來;秦始皇時期建成的廣西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的水系,擴大了我國內河航運的范圍。

為解決干旱問題,我國很早就修建了技術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國;黃河河套灌區(qū),創(chuàng)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跡。

但是,近代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后,水政荒廢,河流失修,不澇則旱,民不聊生。

在蔣介石執(zhí)政的20多年中,由于水利長期失修,加上連年戰(zhàn)亂的破壞,尤其是像黃河花園口人為決堤,給人民造成的損失是十分驚人的!

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軍的大舉進攻面前,節(jié)節(jié)敗退。當開封陷落、鄭州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yōu)榱俗柚谷哲娮窊?,于6月9日扒開了花園口黃河大堤,黃河水從賈魯河、潁河傾瀉入淮,進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1947年,黃河被挽回故道,卻給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的惡果。

1946年,黃河又發(fā)生大災,災民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濟,連美國記者白修德都看不下去,到重慶質問蔣介石,蔣介石居然說河南沒有災民。

僅1949年不完全的統(tǒng)計,全國被淹耕地達1?2億畝,減產糧食220億斤,重災區(qū)災民達1000萬人。其中,華東地區(qū)被淹耕地5000余萬畝,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減產糧食70余億斤,災民1600萬人。

可以這樣說,蔣介石兵敗東南數省,與洪水成災、失去民心有著一定的關系。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對建立一個嶄新的新中國表現(xiàn)出堅強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當1949年淮河發(fā)生洪水,帝國主義曾幸災樂禍,預言共產黨無法克服中國的災荒,無力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時,毛澤東向世界莊嚴宣告:

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從大禹治水興天下,到蔣介石因失修水利等原因而敗退臺灣,對“水興國家興,水害國家敗”的話有了更深的理解!

毛澤東認為,為了鞏固新建立的政權,并應付國際和國內的突發(fā)事變,必須考慮從根本上解決洪水年年造成的局面。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安居樂業(yè),一心一意地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否則,其他一切革新都會因為洪水成災而付之東流!

毛澤東根據淮河災情,借鑒歷史經驗,從政治高度出發(fā),強調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

據原水利部長錢正英回憶,當時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開國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劉邦是淮河流域沛縣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縣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鳳陽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災人禍多,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溫床。

為了新中國的安定,必須先把淮河治好。為此,毛澤東在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發(fā)來的電報上作了批示:

周恩來:

請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8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毛澤東

8月5日

這個批示,表達了毛澤東對治理淮河刻不容緩的急迫心情,說明災區(qū)人民的苦難時刻牽動著他的心。

指示下達不久,治淮會議在8月底召開,決定了“蓄泄兼籌”的治理方針。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河南、安徽、江蘇省委存在著意見分歧。

為了加快治淮步伐,毛澤東再次批語周恩來,督促治淮工程早日開工:

周恩來:

現(xiàn)已9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毛澤東

9月21日

經過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的協(xié)調,河南、安徽、江蘇三省黨委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在當月就制訂出動員勘探計劃,10月就開始動工。并決心以3年為期,根除淮河水患。

毛澤東欣然為治淮工程題字: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為了興修水利、根治淮河,逃難在外的災民紛紛返回家園,自動請纓打石做治水器材,修造船只,準備運工料、糧草。當時的情景是:

父子齊上陣,兄弟爭報名,婦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

220萬農民參加到治淮行列,90萬工人日夜奔走在數千里淮河的運輸線上。中央從東北、華北、中南各省調運了20多億斤的建設物資和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

經過80多天奮戰(zhàn),一條長160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建成了。

周恩來部署治淮工作

淮河是周恩來部署治理的第一條河流。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周恩來日理萬機,在抓救災的同時,加緊了對根治淮河的具體部署。

他提醒秘書們:“只要有淮河水情的報告,隨到隨送,不準耽擱。”

1950年7月22日,他邀集有關人員認真討論治淮問題。

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來親自指導與參加下,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

華東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蘇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河南黃泛區(qū)復興局負責人及專家40余人參加了會議。

據當時擔任周恩來經濟秘書的吳群敢回憶,治淮會議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安徽有內澇,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蘇北去;蘇北怕承擔不了,不同意。雙方爭執(zhí)不下。

另外,蘇聯(lián)專家根據本國的經驗,認為水是很寶貴的資源,不能白白放掉,放掉就是浪費,應該把水蓄起來,建立蓄水池。

安徽認為自己是內澇,排都排不出去,怎么個蓄水?這就是當時存在的十分棘手的蓄泄之爭。

為解決蓄泄之爭,周恩來反復召集各單位負責干部討論、協(xié)商、開大會解決問題達6次之多,會下還與同志個別談話,征求意見。

周總理說:

我們人民政府,不能再讓淮河壓迫我們的同胞了!國家困難再大,也要下決心把淮河治好!

淮河要蓄泄兼籌,三省共保,黨中央、毛主席已經決定成立治淮委員會,由曾山同志負責。

0

周恩來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兼顧上中下游的利益,運用唯物辯證法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治理淮河的5項原則:

統(tǒng)籌兼顧,標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分期完成,加緊進行;集中領導,分工負責;以工代賑,重點治淮。

同時,周恩來還明確指出:

總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為主。從水量的處理來說,主要還是泄水。這次治水計劃,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并且還應有利于灌溉農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發(fā)電,下游注意配合航運。總之,要統(tǒng)籌兼顧。

治淮會議根據這一方針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發(fā)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則開辟入海水道的重大決策。

周恩來部署治淮的第一個突出貢獻是領導制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保證了治淮順利進行。

9月22日,周恩來就治淮問題接連寫了兩封信。

一封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陳云、薄一波、李富春。

這封信告知治淮的兩份文件已送華東、中南,請他們審議,待10月5饒漱石、鄧子恢來京時再作最后決定。治淮工程計劃,則已由水利部及地開始付諸實施,因時機不容再誤,且至下月初,時間不長,即有變更,亦尚來得及補救。

一封給中財委的陳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轉水利部的傅作義、李葆華、張含英,強調中央政府要從人力、物力、財力保證治淮的需要。

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

陳、薄、李各同志并轉傅作義、李葆華、張含英各同志:

此兩文件已送華東、中南審議,請他們研討后提出意見,以便乘10月5日饒漱石、鄧子恢兩同志來京之便與水利部作最后確定,再行公布。在公布前?此計劃業(yè)已付之實施,昨已面告傅、李兩同志加緊督促實行。昨晚毛主席又批示,治淮工程不宜延擱。故凡緊急工程依照計劃需提前撥款者,亦望水利部呈報中財委核支,凡需經政務院令各部門各地方凋撥人員物資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擬文電交政務院核發(fā)。至華東、中南屆時如有修正意見,必關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對于目前緊急工程諒無變更,因此類事業(yè)經各方多次商討,均已認為無需等待。專告。

周恩來

9月22日

為了中國的富強,為了中國的四個現(xiàn)代化,周恩來特別重視兩件事:一個是治水,一個是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躬親治水,除害興利,功在當代,澤及萬世,是當之無愧的禹的傳人。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設決策都是在周恩來具體負責下制定出來的。

50年代前期,他開治淮會議,發(fā)治淮決定,建治淮機構,調治淮所需,訂治淮規(guī)劃,保證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勝利完成;隨后,他又領導制定了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興修官廳水庫的戰(zhàn)略決策,初步解決了淮河、長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50年代后期,他領導研究了長江流域規(guī)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設計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設的決策。

60年代,他領導制定了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決策。

70年代,他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保證了長江第一壩的勝利建成。

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

20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毛澤東與邵力子暢談治淮

毛澤東深知根治淮河是一項大工程,而且還是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到在治淮過程中少走彎路呢?他決定親自動手,大搞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他還要調動一切有利因素為治淮河服務。

在這期間,毛澤東與邵力子先生暢談治淮大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這天,毛澤東駐步豐澤園的門前,恭候邵力子的到來。頃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陪著邵力子驅車來到門前。

毛澤東走上前去,親自扶邵力子走出轎車,熱情地打招呼:“歡迎,歡迎,先生和將軍都很準時呵!”

“主席是珍惜時間的人嘛。”邵力子答。

“軍人第一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第二是以時間的準確為生命。”傅作義也作了適合將軍身份的回答。

“好!那就讓我們以只爭朝夕的精神進屋暢談治淮吧!”

邵力子或許是讀書人出身的緣故,他走進菊香書屋下意識地往桌上一看,只見上面擺著文房四寶以及剛剛寫好的條幅,感到有些好奇地問道:“主席正在寫字?”

毛澤東邊答說“是啊”,邊請邵力子與傅作義落座。

待到秘書給這兩位客人獻上茶水之后,毛澤東突然說道:“我久知邵老是前清的舉人,早年又與當代草圣于右任老等人在一起靠賣文為生,所以,我做了個字謎,想請你這位清朝的舉人給解一下。”

邵力子聽后愕然,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所以。他禁不住自問:“毛澤東為何做字謎請我解呢?這又與治淮有什么聯(lián)系呢?”

他看了看同樣感到好奇的傅作義,只見傅微笑著沖著他搖了搖頭。從傅作義的表情分析,似乎是蠻有興趣地看著將要發(fā)生的一切。

就在邵力子與傅作義用眼傳神的過程中,毛澤東走到寫字臺前,雙手拿起墨跡未干的那張宣紙,很是恭敬地放在邵力子面前的茶幾上,帶有自我調侃的口吻說:“我這是應了那句老話,孔夫子面前賣弄字畫,請看!”

邵力子微微欠身,俯首一看,只見宣紙上赫然寫著兩個蒼勁有力的大字:治淮。

邵力子看罷一怔,他清楚毛澤東出的這幅字謎,是屬于續(xù)字謎,也就是說在“治淮”二字的后邊必須續(xù)出兩字,合作一詞,表達一種完整的意思。

就在這剎那之間,邵力子卻犯了難,因為毛澤東寫的“治淮”二字不僅是意義深遠,更重要的還代表了一個明確的概念,想要續(xù)上二字絕非易事,故情不由己地蹙了蹙眉頭。

毛澤東放好這幅“治淮”字謎之后,旋即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習慣地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有些自我欣賞地緩緩吐向空中。

接著,他才漫不經意地看了邵力子一眼,似有意提醒道:“邵老啊,我這可是個續(xù)字謎??!”

毛澤東或許是認為自己的目的達到了,抑或是他不想把這位前清的舉人考得太狼狽。他先是朗朗大笑,后又伸出右手指著自己的書桌,說道:“邵老,這續(xù)字就是這4個字嘛!”

邵力子經毛澤東手指書桌一點化,頓然大悟,不由自語:“方案!”

坐在一旁看熱鬧的傅作義目睹了這一切。當邵力子脫口而出“方案”二字以后,他于這瞬間又把毛澤東的原字謎“治淮”二字與之合起來,原來這4個字是“治淮方案”!

到這時,傅作義才恍然明白了毛澤東出此續(xù)字謎的真諦。同時他看到,年長的邵力子其悟性或曰聰明還是比自己勝出一籌的。好在他此時的身份是將軍,而不是舉人或秀才,所以,他隨著邵力子的朗朗大笑也不由笑出聲來。

這就是毛澤東與人交往或曰與友人談工作的一種方式,雙方傾談治淮這樣一件大事,竟然是從如此寫意的方面開始,真是令人慨嘆不已!

待到邵力子、傅作義恢復常態(tài)之后,毛澤東方言歸正傳:“邵老續(xù)得好!今天我請二位來,就是為了討論治理淮河的方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傅作義或許是在閻錫山、蔣介石手下當差當得時間太長了,他聽了毛澤東的話后,認為自己是水利部部長,自應第一個介紹情況。所以,他一板一眼地說罷水利部制定治淮方案的過程后,又鄭重地說道:“我們水利部正在總理的領導下,進一步研究、完善治理淮河的方案。”

“我已經看了總理有關治理淮河的報告,”邵力子接著傅作義的話題說道,“我是過來人,所以我贊成總理說的淮河年年鬧災,是當年蔣介石為阻止日軍南下,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造成的。這是因為黃河的泥沙破壞了淮河原有的蓄泄洪水的能力。”

“邵老一言中的!”毛澤東有意把話題一轉,很是誠懇地說道,“當年,邵老做西京王的時候,我長征一到達陜北,就聽當地的老百姓美傳您是當代的大禹。”

說到邵力子做西京王,那是日本在我國東北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把邵力子外放陜西,坐鎮(zhèn)西安,代蔣控制多事的西北地區(qū)。

也就是邵在西安執(zhí)政的5年之中,他曾帶領陜西人民治理過黃河,而且很見成效,被當地老百姓傳為當代治水的大禹。

也正是因為邵力子有這樣一段特殊的從政經歷,毛澤東才聽取他對治淮的意見。

自然,邵力子也想到了這一點。但是,當他聽毛澤東如此贊譽他治理黃河的功績的時候,他又謙虛地連連說道:“百姓過譽了。過譽了!”

“我看是有他們的道理的。”接著,毛澤東又坦然說道,“我當時聽后也感到新奇。事后才聽人告訴我,當年邵老重視黃河水利,親自主持修了涇惠和洛惠兩大渠,建了龍門閘和風陵渡工程。我想這就是老百姓至今還流傳邵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吧!”

“主席過獎了!”邵力子非??蜌獾卣f,“那時,我任國民政府陜西省主席,治理黃河是我的責任。再說,我做的那點區(qū)區(qū)小事,怎能與今天共產黨和主席想根治淮河的工程相提并論呢,何足掛齒矣!”

“邵老那時的作為,現(xiàn)在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毛澤東在歷數了邵力子在治理黃河上的成績之后,又說道:“今天,我請邵老來的目的有二:一是想聽聽您的意見,再是邵老您能離京去實地考察,那是最好不過的。話再說回來,這也就是我寫的那個續(xù)字謎的謎底。”

邵力子從政數十載,自孫中山到蔣介石等政壇要人都時相過從,有的還私交甚篤。但是,他卻未遇見過像毛澤東這樣善做工作的領袖人物。

因此,他心悅誠服地說道:“請主席放心,我打算立即成行。”

“不,不。”毛澤東急忙擺手制止,“現(xiàn)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災,不是邵老這樣年紀的人去的時候。”

“那我何時成行呢?”邵力子問道。

“再定。”毛澤東凝思片刻,“到時,我一定為邵老寫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壯行色!”

“請放心,我一定不辜負主席的期望!”

至此,毛澤東請教邵力子的工作就算做完了。

他看了看作陪的傅作義的表情,又十分客氣地說道:“傅將軍,你是新中國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長,請將軍集思廣益,再擬定一個全面的興修水利方案。”

“我盡快落實主席這一重要指示。”

“我哪有那么多的重要指示喲,”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這些天來,由于淮河水禍如此嚴重,使我想了很多問題,看起來,要想改變我國的貧窮面貌,首先就要大興水利。我們這些人如果能把幾千年來的水患化害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無量啊!”

中央做出治理淮河決定

新中國的治水事業(yè)是從淮河開始的,治淮戰(zhàn)役的第一炮首先在沂蒙山區(qū)打響。

沂河、沐河由沂蒙山南流到蘇北,下游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人民堅持長期革命斗爭的淮海區(qū)。當淮海戰(zhàn)役的硝煙尚未消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qū)人民政府就領導人民開始了治水事業(yè),拉開了新中國治淮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人民當家作了主人,然而“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淮河自然災害,仍是廣大人民群眾苦難的禍根。

1950年10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議上,做出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

周恩來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進一步闡明了淮的方針、步驟、機構及豫皖蘇配合、工程經費、以工代賑等問題,批準了淮北大堤、運河堤防、三河活動壩和入海水道等一系列大型骨干工程。

“決定”說:

今年淮河流域,因洪水特大,造成嚴重水災,豫皖境內受災面積,約略估計達4000余萬畝,災民1300萬人。遵照毛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由水利部召集華東區(qū)與中南區(qū)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總局,及河南、皖北、蘇北三省區(qū)負責干部,分析水情,反復研討,擬定治理淮河方針及1951年應辦的工程……

《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提出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方針應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為此,決定在1951年先行舉辦下列的工程:

上游,低洼地區(qū)臨時蓄洪工程,蓄洪量應超過20億立方;中游,湖泊洼地蓄洪工程,蓄洪量應爭取50億立方;下游應即進行開辟入海水道,加強運河堤防,及建筑三河活動壩等工程。

“決定”強調:

為確保豫、皖、蘇省的安全,上述各項工程的設計施工,與先后緩急,均需作到互相配合,互相照顧。因此上中游蓄洪工程,應就技術與準備的可能,盡速舉辦,并爭取增加蓄洪容量。下游入海水道,應早日完成選段設計,并根據長遠利益,研究確定入江入海流量之分配,以避免臨時性工程中發(fā)生不必要的浪費。關于干支各河洪水流量之估計,亦應繼續(xù)搜集資料,進行更為精確的推算,以求各項工程的經濟與安全。

為加強統(tǒng)一領導,貫徹治淮方針,應加強治淮機構,以現(xiàn)有淮河水利工程總局為基礎,成立治淮委員會,由華東、中南兩軍政委員會及有關省、區(qū)人民政府指派代表參加,統(tǒng)一領導治淮工作,主任、副主任及委員人選由政務院任命,下分設河南、皖北、蘇北三省、區(qū)治淮指揮部。另設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別參加各指揮部為其組成部分。

“決定”要求,工程經費“應由治淮委員會會同各地區(qū),盡速根據實際情況,補充勘測,負責提出切實可靠之工程計劃與財務計劃,并由地方行政機關及水利機關負責人共同簽字,經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轉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定”,“以求提高效率,避免浪費。”

“決定”規(guī)定:

全部治淮計劃與工程的實施,皆以根治淮河水災為目的,今冬明春的工程,應在保證工程標準與完成工程任務的條件下,以工代賑,與救災工作相結合。凡屬重要的,上、下游密切相關的,或技術性較高的工程,均須依照前項規(guī)定,經過查勘設計于批準后再行動工。至于局部性的工程,在根治計劃范圍以內者,可以責成治淮委員會及各地區(qū)人民政府商定后先行施工。為配合當前以工代賑需要,并可先撥一部糧款。

10月27日,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第五十六政務會議,任命曾山為治淮委員會主任,曾希圣、吳芝圃、劉寵光、惠浴宇為副主任。

11月3日,周恩來主持第五十七次政務會議,在討論《關于治淮問題的報告》時講話,集中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則,指出治淮委員會機構必須設在靠近淮河的蚌埠,而不宜設在南京。

11月6日,治淮委員會在蚌埠正式成立。

11月21日、22日,周恩來又連續(xù)兩天參加研究治淮第一期工程問題。

1951年5月16日,當各項治淮工程正在全流域展開的時候,由中央人民政府組織的、以邵力子為團長的中央治淮慰問團,來到淮河工地,送來了毛澤東親筆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4面錦旗,頒發(fā)給豫、皖、蘇省及治淮委員會。

在周恩來部署下,到1951年7月20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勝利完成,初步解除了水患威脅,并為以后的全面治理與開發(fā)打下了基礎。

1962年,在北方5省1市平原地區(qū)水利會議上,周恩來又進一步提出“蓄泄結合,排灌兼施,因地制宜,全面規(guī)劃”的意見。

在一次國務院主持召開解決水利糾紛問題會議上,周恩來責成有關負責人親自到淮河流域查勘,聽取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并向他匯報。

后來,在有關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他重申了“蓄泄兼籌”的治淮原則,形象而深刻地說:“我問過醫(y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只蓄不排呢?”

為了盡快實現(xiàn)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國務院于1969年11月6日成立了國務院治淮規(guī)劃小組,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德生任組長。

該小組由水電部副部長錢正英、河南省王維群、安徽省吳斗泉、江蘇省彭沖、山東省穆林負責同志組成。并在蚌埠市設立治淮規(guī)劃小組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開展治淮工作。

治淮委員會編制治淮規(guī)劃

淮河流域規(guī)劃是治淮的戰(zhàn)略部署,是淮河流域治理與開發(fā)的主要依據;編制治淮規(guī)劃的部門是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它是淮河流域水資源綜合規(guī)劃、治理開發(fā)、統(tǒng)一調度和工程管理的專職機構。

淮河水利委員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派出機構,駐地安徽省蚌埠市,其任務就是編制淮河水資源綜合利用開發(fā)規(guī)劃,調解處理省際和部門間水事糾紛,負責主要河段的防汛調度和流域內水資源的統(tǒng)一調配?統(tǒng)一管理主要河流和樞紐工程,負責水質監(jiān)測工作等。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40多年里,為了科學而有序的指導治淮工作,根據國務院部署,在水利部的領導下,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先后進行了5次全流域性治淮規(guī)劃編制工作。

每次制訂治淮規(guī)劃,從中央各有關部委、科研單位,流域4省水利部門,有數百名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參與研究和編制工作。

第一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在政務院《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指導下,由治淮委員會工程部主持進行,從1951年1月開始,經過4個多月的工作,完成了以防洪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治淮方略的初步報告》。

這一治淮方略提出了在上游建一批山谷水庫,中、下游洪水量分配及洞河集為主的蓄洪控制工程和河道整治工程,以解決淮河水患。

第二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54年,淮河發(fā)生大洪水以后,暴露了治淮初期規(guī)劃的設計洪水偏小,防洪標準偏低,必須重新制訂治淮規(guī)劃。

這次治淮規(guī)劃工作,是在水利部蘇聯(lián)專家組指導下進行的,從1954年冬季開始,到1956年4月完成,歷時一年半時間。

參加這次規(guī)劃工作的有淮委勘測設計院,河南、江蘇兩省治淮指揮部,中央農業(yè)部、交通部、地質部、中央氣象局等單位共800多人。

這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報告(初稿)》,提出以防止水旱災害為主,兼顧航運、水產、水電和水土保持等項治淮任務。要求在上游山丘區(qū)開展水土保持,修建水庫、塘壩,攔截山洪,削減洪峰,調節(jié)徑流,蓄水興利,以求達到防洪、除澇、灌溉、航運等綜合利用目的。

在開發(fā)利用水資源方面,除要求充分利用當地的地表水、地下水資源以外,還計劃進行引江、引黃工程,彌補淮河水源不足。

1955年,治淮委員會在制訂淮河規(guī)劃的同時,又組織江蘇、山東兩省治淮指揮部,編制了以防止水災,發(fā)展灌溉為主要內容的沂沐泅水系的綜合利用規(guī)劃。

1957年,沂沐泅水系發(fā)生了90年一遇的大洪水后,暴露了原規(guī)劃中采用的洪水標準偏小。于是,水利部立即組織治淮委員會和蘇、魯兩省,共同編制了沂沐泅洪水處理補充規(guī)劃。

第三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58年,治淮委員會撤銷以后,治淮工作由各省分別進行。各省治淮工作取得一定成績,興建了許多山谷水庫和各類灌溉工程。

但是,在平原易澇地區(qū),有的未經統(tǒng)一規(guī)劃,自行做了一些不當的蓄排水工程,打亂了原排水系統(tǒng),加重了地區(qū)性災害和省際水利矛盾。因此,國務院認為應重新研究編制淮河流域治理規(guī)劃。

1965年I0月,水電部和淮河流域4省成立了規(guī)劃組,然后規(guī)劃組人員深人淮河流域,對流域概況和工程現(xiàn)狀進行全面調查研究。

1966年1月,提出沂沐泅洪水東調南下和南四湖湖西河道治理方案,但沒有形成規(guī)劃報告。

第四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68年,淮河上游發(fā)生特大洪水,1969年,淮南地區(qū)發(fā)生特大洪水。這兩次洪水暴露出上中游阻水障礙嚴重,行洪區(qū)行洪不暢,蓄洪區(qū)控制工程不完善,這說明淮河防洪體系不健全,抗御洪水能力低。

解決淮河流域的防洪安全和治理澇災等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1969年11月,水電部組織淮河流域4省水利廳,開展淮河流域調查,然后集中北京,研究編制淮河流域治理規(guī)劃。

1971年2月,國務院治理規(guī)劃小組,提出了《關于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指示情況報告》。

“報告”要求,再用10年或者稍長時間,基本實現(xiàn)“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任務。在“四五”期間,要求做到按農業(yè)人口,每人有一畝旱澇保收、穩(wěn)產、高產田,并基本控制洪水災害,為全流域實現(xiàn)農業(yè)發(fā)展綱要創(chuàng)造條件。

主要任務是:治水與改土相結合,全面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抓緊骨干工程配套,治理中小河流;增建一批大型水庫,擴大中下游洪水出路,抽引長江水,補充淮河流域灌溉水源。

第五次淮河流域規(guī)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走上了蓬勃發(fā)展的軌道。到上世紀末,我國工農業(yè)生產年總產值翻兩番的戰(zhàn)略目標,向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為此,淮河必須持續(xù)治理與開發(fā),進一步改善水利條件,提高經濟效益,增強抗御水旱災害能力,滿足國民經濟各部門對水利的要求。

1980年12月,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提出了修訂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的任務,為今后淮河治理與開發(fā)提供更為可靠的科學依據。

規(guī)劃編制工作是在水利部的領導下,由淮委主持,會同河南、安徽、江蘇、山東4省水利廳及有關部門共同進行的。

1984年,完成了以恢復、鞏固、發(fā)揮現(xiàn)有治淮工程效益為主要內容的《淮河流域修訂規(guī)劃第一步報告》(討論稿)。后來,根據1985年國務院治淮會議要求和1991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決定》,先后對淮河流域修訂規(guī)劃作過幾次修改補充,1992年,完成了《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綱要》。

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提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治淮要全面貫徹《水法》中有關“合理開發(fā)利用和保護水資源,防治水害,充分發(fā)揮水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益”的要求。

淮河治理開發(fā)要繼續(xù)遵循除害興利并重,開源節(jié)流并舉,綜合治理,開發(fā)和利用,統(tǒng)籌兼顧、全面安排的原則。

繼續(xù)貫徹“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和團結治水、顧全大局的精神,按水系進行統(tǒng)一治理。

為此,一定要充分發(fā)揮中央、地方、部門和群眾的積極性。

在治理步驟上,要優(yōu)先考慮在恢復、鞏固、配套發(fā)揮現(xiàn)有治淮工程效益的基礎上,再興建一批必需的新工程,為國民經濟發(fā)展提供必要的水利條件。

在興建新工程的過程當中,要做到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相結合,兼顧工程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效益。

《淮河流域綜合規(guī)劃綱要》提出了新時期的治淮目標,即爭取在21世紀前期,建成一個較完善的防洪保安、除澇減災、灌溉增產和供水充足的工程體系,把淮河流域建成為全國重要的商品糧、棉、油和煤、電能源生產基地。

點擊獲取下一章

手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