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開始營業(yè)

●股民們在政府出臺了漲跌停板制度之后，只產(chǎn)生了片刻的驚慌，隨即就處之泰然了，股票從此以每天1％的速度繼續(xù)上漲。

●江澤民回到北京后，又做了進一步調研，最后決定：繼續(xù)試點，但暫時僅限于深圳和上海兩個城市。

●王健和禹國剛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開業(yè)之前，檢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證券商的出席代表們都穿上代表衫，一個個全來了。

● 開始營業(yè)

黑市促使交易所建立

股市狂飆，自然引起有關人士的深深憂慮。金融界、企業(yè)界的專家們面對深圳股市的虛熱現(xiàn)象，紛紛寫文章，發(fā)表談話，接受記者采訪，同時還召開大大小小的座談會。

1990年8月8日下午，有關方面在深圳市迎賓館舉行了一次題為“深圳股市與深化企業(yè)改革”的座談會。出席的專家、企業(yè)家、市領導和體改委的研究人員，對股市的“過熱”現(xiàn)象表示了憂慮，不過多數(shù)人認為深圳尚未出現(xiàn)少數(shù)人操縱股市的現(xiàn)象，理由是調查中還沒有發(fā)現(xiàn)持股超過總股本5％以上的個人大股東。

同時，深圳市計劃局財經(jīng)處在綱要式的報告中至少是半官方式地對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作了總結性判斷。

報告寫道：

深圳股市在經(jīng)歷了約兩年的停滯以后，自1990年春開始走向操縱與投機相交錯的階段。這個演進過程符合股票市場從停滯到高漲再到成熟這一階段性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由此看來是正常的，其股票熱也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深圳股市過早地跨進了操縱與投機階段，且熱而不熟，皮焦肉生，國外股市發(fā)展一般均有較長的停滯時期，發(fā)展中國家更是如此。深圳股市熱度在短期內過分脫離企業(yè)營運狀況，且超前于整個經(jīng)濟的金融增值的進程。

這份報告可以說是對場內交易的肯定，對黑市的否定。然而場內只是零星交易，而真正的市場卻在黑市，所謂的“過熱”也是指黑市。

雖然深圳市政府把漲幅壓低到每天不得超過1％，然而這根本改變不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誰都想一夜致富，股民們在政府出臺了漲跌停板制度之后，只產(chǎn)生了片刻的驚慌，隨即就處之泰然了，股票從此以每天1％的速度繼續(xù)上漲。

從1990年6月底到10月底，深發(fā)展從24元漲到62?32元，漲幅竟達159?67％；萬科從7?5元漲到17?19元，漲幅也達到129?2％；金田從8l元漲到215?3元，漲幅165?8％；安達從8元漲至20?89元，漲幅161?13％；原野從52元漲到143?4元，漲幅更高達175?76％。

各地炒股者聞風而動，紛紛涌進深圳。那些在場內買不到股票的人，自然就到場外去尋找獵物，這就造成了場外的需求量急劇膨脹,而手持股票者自然不愿意以場內價拋出，這就導致黑市的成交額數(shù)倍甚至數(shù)十倍于場內的成交額。

由上可知,造成黑市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取締黑市的真正辦法是要靠大量股票的上市，然而面對全國一哄而上地進行股份制改造所導致的混亂局面，1990年6月中旬，國務院不得不在批轉國家體改委有關“向社會公開發(fā)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鋪新點”的文件中，明確做出批示：

向社會公開發(fā)行股票的股份制，主要是完善已有的試點，不再鋪新點。

這就決定了大量發(fā)行股票已經(jīng)是不可能的事，供求矛盾一時難以解決。

在這個文件下達之后，明眼人就清楚地預計到上市公司股票的短缺性與壟斷性只會與日俱增，第二波黑市狂潮將是無法避免的。

毫無疑問，掃蕩過后，黑市又將死灰復燃。

深圳的股市專家們當然也知道這是兩難的境地，也知道火山噴發(fā)的可怕，但他們可做的只能是加緊拓展市場，增加交易點。

當時深圳的證券商迅速發(fā)展到12家，營業(yè)點擴展至16個，證券從業(yè)人員也達到了400多人，但供求失衡的情形仍然令交易者不堪忍受。

6月份掃蕩黑市之后，購買股票的人必須凌晨1時到證券公司門前排隊，等待編號。有了編號之后，再從下午18時起排隊到第二天早晨9時，排上16個小時，忍受3次點名查編號，才換來一張委托單。

并且這還只是獲得了買到股票的“可能性”，因為還得看有沒有人在場內的漲停板拋出股票，這情形真是難于上青天。

在買進股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要想真正不讓黑市抬頭幾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掃蕩黑市的攻勢剛剛過去，面對場內每天1％的漲幅，股民們再也難以抑制激情，深圳的黑市交易很快就再次抬頭了。

從1990年11月2日《深圳特區(qū)報》發(fā)表的一篇題為《堪憂的黑市股票交易》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黑市以更迅猛的勢頭重新占據(jù)深圳的每個街頭，對股民來說，管他黑市白市，只要能買到股票就是好市場。

這種毫無規(guī)則可言的黑市交易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1990年10月21日，香港的《天天日報》發(fā)布了題目為《股票兇案震動中央，派員南下深圳調查》的長篇報道。10月31日，由深圳司法部門主辦的《深圳法制報》公布了案情的真相：

10月17日，某單位民警潘紅兵，伙同某村保安員何偉強，對機關干部詐稱有深發(fā)展的股票要出售給他，許某對此深信不疑，除了準備自己購買一部分外，他又找了數(shù)名買主，于當夜在許家進行交易。

不曾想，潘紅兵在拿到34萬元現(xiàn)金后，突然拔出“五四”式手槍，當場將許某擊斃，之后,他與何偉強將其余5人綁架,匆忙駕車逃竄。

在逃跑的路上又遇到一拖拉機與其爭道，潘紅兵一怒之下，用石頭把拖拉機手砸死，繼續(xù)逃竄，因為慌不擇路，導致車子翻覆，被綁架的5人僥幸得以逃脫，直奔公安局報案。

18日，潘紅兵被公安人員抓獲，19日，處于窮途末路的何偉強投案自首。

這就是1990年震驚全國的深圳“10?17”兇殺案的過程，在報紙報道的標題下面，還打著“提醒市民注意：切忌黑市交易”幾個字。

這起內地首例“股票殺人案”再次昭示取締黑市的緊迫性，不取締，黑市交易將成為深圳社會問題的制造源。

沒有股票就沒有股票黑市，但不能因為有黑市就不要股票。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不能因為負面效應就不改革，就不要新生事物。

股票使深圳似乎有陷于大亂的感覺，但中央領導卻沒有取締深圳股市的試點，這點是非常英明的。

1990年11月，江澤民來深圳參加特區(qū)10周年慶典。

面對股市的狂熱，江澤民約見劉鴻儒談對股市的看法。劉鴻儒認為股市不能夭折，這影響太大了。

劉鴻儒在調查之后,對江澤民說:

請您相信,我們這些老共產(chǎn)黨員不會在中國搞私有化,我們會有辦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發(fā)展道路。

當然,我們沒有經(jīng)驗,也許會走一些彎路,但不要輕易地給我們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

否則,誰都沒有辦法搞改革實驗。

江澤民回到北京后，又做了進一步調研，最后決定：

繼續(xù)試點，但暫時僅限于深圳和上海兩個城市。

所以深圳的股市試點，雖然引發(fā)了一些社會問題，但這只是一個事物的反面而已，試點還將繼續(xù)。

在1990年8月以前，中國股民還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空頭，因為沒有產(chǎn)生過能與多頭力量抗衡的做空能量。在幾次小小的波動中，所謂的空頭，只代表著第二天的踏空而已。

做空者似乎永遠面對龐大的買不到股票的大軍，做空在股民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此時的股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風險。

《深圳日報》的一位記者采訪某老漢：“股價這么高，你不怕跌下來?”

“怕啥?”老漢毫不猶豫地回答，“天塌下來，有政府頂著，共產(chǎn)黨咋會讓老百姓遭殃？”

這種心態(tài)就是當時不少股民的真實寫照。

然而事實情況是,此時的政府已經(jīng)在堅決走改革開放之路,政府只是市場的管理者，而不是市場的操縱者，更不是股民的保姆。

此時統(tǒng)管深圳金融的副市長張鴻義在北京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當記者問到：“國外股市在發(fā)育初期都經(jīng)歷了崩潰階段，才走向成熟。深圳股市有可能例外嗎?”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回答：“現(xiàn)在還很難說。”

記者從這句“還很難說”里面明白了張鴻義對股市的深深憂慮。

1990年8月中旬，傳聞政府將加大對黑市的打擊力度。

8月18日，市場突然出現(xiàn)煞有介事的小道消息，稱市政府將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抑制股票價格的上漲，并將對股票收益開征20％的個人所得稅。

一批股東對此產(chǎn)生了恐慌，迅速拋售手中的股票，可是長期買不到股票的人，卻表現(xiàn)的比他們更有熱情，奮勇接盤。

8月19日和20日成交總額驟增至1500萬元，創(chuàng)下了深圳股市開市以來的最高紀錄。

8月下旬，深圳股市展開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多空大搏殺，幾天來拋盤洶涌不斷，但是接盤的力量更加巨大，毫不猶豫地吃進了拋出來的股票，結果在累計成交額達到1?39億時，多方贏得了勝利，5只股票最后統(tǒng)統(tǒng)封死漲停。

11月，國務院召集財政部、國家計委、中國人民銀行、稅務總局等11個部門舉行了聯(lián)席會議。

在對中國股份制改革進行肯定之后，把打擊黑市股票交易提上了議事日程。

會議明確指出，過去為刺激群眾認購股票，以市委書記帶頭的黨政干部認購股票的“歷史使命”已經(jīng)完成，現(xiàn)在同樣要黨政干部帶頭，把股市過熱的現(xiàn)象扭轉過來。

伴隨著國務院會議精神，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再次忠告股民，股票投資風險自擔，入市抉擇務必慎重。

16日，深圳市政府明確規(guī)定，不準機關干部以及證券管理和從業(yè)人員買賣股票，并對黨政干部手中持有的，為本人名下的股票實行凍結，尤其是處級以上干部買賣股票的，將被嚴肅處理。

從動員到禁絕，自古為官者不當與民爭利，這也表明了深圳市政府打擊黑市的決心。

這些政策的出臺，使黑市開始動搖了。11月初，黑市上股價就有所波動，已非一如既往地直線上升了。

從11月14日開始，黑市股價開始一路走低，因為黑市不受停板制度的制約，所以到了11月24日，累計下跌了40％，高于場內一倍左右的黑市股價，這時接近了場內的掛牌價。

與此同時，長期“有行無市”的場內交易柜臺也有了交易，成交量從幾百萬元激增至幾千萬元，最后超過了億元大關。

黑市遭掃蕩，“白市”狼煙，股民的狂熱不肯就此偃息，一場比8月份更加慘烈的多空大搏殺，正在小小的交易柜臺前展開。

1990年11月20日，是深圳股市創(chuàng)建后多空搏殺最激烈一天，也是從瘋狂炒作到股災的歷史性轉折點。消息靈通的中國第一批大戶們大量進場，狂拋股票，一張張數(shù)額巨大的賣單，以飛湍瀑流、滾砂轉石之勢奔瀉。

很顯然，第一批暴發(fā)的股市“大鱷”們要兌現(xiàn)利潤了。然而無知無覺的中小股東，毫不畏懼，奮力接單，他們以一當十，寸步不讓，你拋我吃，最后,中小股東們硬是頂住了“大鱷”們的巨大拋盤，扛住了股價。

然而能看清楚政府想讓股市降溫的股東，也看清了這次多方注定失敗的命運。

在多方勝利的第二天，即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再次出臺政策，將原來規(guī)定每天漲幅不得超過l％，下跌不得超過5％的停板制度，做了進一步調整：下跌依舊5％，上漲改為不得超過0?5％。

此時,政府的意圖更加明顯：股價一定要下跌了。與此同時，又推出一項新政策，把只對賣方征收6‰的印花稅，改為對買賣雙方同時征收。

但抱著政府只打擊黑市，不會讓場內股價下跌這一可笑幻想的多頭股民們，在場內繼續(xù)奮力托盤。

11月26日，“五朵金花”中的3朵開始凋謝，萬科、安達、原野未能敵住拋盤，股價開始不斷下跌，多方退守金田與深發(fā)展，進行寧死不屈的抵抗。

28日開盤后，空方集中火力狂攻金田，金田在焦土般的炮火中失守。多頭抱定決心，奮力推升深發(fā)展，進行殊死肉搏，這是多方最后一塊，也是最重要一塊陣地。

當天多方斬獲深發(fā)展24?5萬股拋盤，終于保住了龍頭股，贏得了崩盤前最悲壯的一次勝利。

但其余4只沒有多方堅守的股票，10天中市價損失4個億，這無情地動搖了多方的意志，勝敗已定，多方已經(jīng)不能避免失敗的命運。

10天之后，多方終于力竭而降，股市在空方的進攻下跌停。中國股市第一場多空搏殺就此結束了。與時同時，一個把股票視為聚寶盆的幻想時代也就此結束了。

多方的此次失敗,使得股票的黑市交易暫時受到沉重打擊,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交易所開始試營業(yè)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過是短短的幾天時間。

這幾天在歷史長河里，不過是幾朵難以辨清的浪花，轉瞬即逝。然而對交易所籌備組來說，這幾天是那么艱難、漫長，并不比前面的幾年好過多少！

過去一些證券商因為沒有監(jiān)督，靠黑市交易、黑過戶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開業(yè)，無異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證券商將遭受重大損失，這可是切膚之痛。于是，個別證券商暗中勾結，開始密謀不軌。

在此之前，王健就知道他們這兒有貓膩，因為當時就知道他們在發(fā)財，王健的旁邊鄰居就是證券公司的，他就跟王健說，他們有個行長，他給來了個一拍500萬，說一個月之后要拿1000萬。

他們互相勾結進行炒作，今天把股票炒到100塊，明天又給你打下來打到20塊，然后他們就開始從中賺取差價。

籌備工作開始后，王健發(fā)現(xiàn)，當時市場的混亂局面，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1990年12月1日，這一天終于盼來了。交易所的人們經(jīng)過歷時三年的艱苦工作和焦慮地等待，終于迎來了這一天。

王健和禹國剛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開業(yè)之前，他們檢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證券商的出席代表們都穿上代表衫，一個個全來了。

快到9時，就要敲響交易所開業(yè)的鐘聲了，交易所的全體員工興奮之情到了極點。

然而，王健卻發(fā)現(xiàn)了一些異樣的氣氛：一些證券公司的出席代表無精打采。到場的領導很少，最高的領導只是深圳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副組長董國良。他心里隱隱地罩上了一層陰云。

9時終于到了，雖然一個個問號還在他心里不停地閃現(xiàn)，但這畢竟是歷史性的開端。

王健拉響了鐘聲，這是他盼望已久的聲音，這是他們?yōu)橹畩^斗了幾年的聲音，也是新中國證券交易所的開市第一鐘。喜悅之情在王健和禹國剛以及交易所全體員工的臉上流動著。

按常規(guī)，鐘聲響過之后，總會是一陣激烈的爭搶價格，以爭得客戶。但第一天試業(yè)的深圳股市，卻一反常態(tài)，鐘聲已響過好長時間，交易所仍冷冷清清，居然沒有委托電話打入。

這時，國際基金部一位經(jīng)理突然出現(xiàn)在交易所。國際基金部也是證券商之一，它的經(jīng)理親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尋常的事情。

按理，在交易所營業(yè)時，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證券商不得進入交易大廳。

來人顧不得那么多，因為情況緊急，他匆匆拉上王健和禹國剛到一個角落。“我告訴你們，‘老三家'昨天已經(jīng)密謀串通好了，今天準備給你們來個‘空市'，讓你們頭一天就出師不利，第一天就讓你們一筆也成交不了，開市就是白板。”

王健這時才明白了為什么剛才有些出市代表的表情異樣，原來有人搗鬼。

“都是誰？”王健急切地想搞個明白。“你先別問了。你們趕緊準備吧。不過你放心，我會讓我們的出市代表做幾筆的，絕不會讓你們第一天開業(yè)就空市。”

禹國剛聽到這個消息，肺都要氣炸了：“他們這是明擺著把個人私憤發(fā)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敗類！”

“不能就這樣讓這群人的陰謀得逞。一定要拿出對策。我們絕對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筆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勝利。”王健說。

于是，他和禹國立即決定，分兵兩路。王健先派人到各證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沒有報單；另一方面禹國剛親自用車將人民銀行的頭兒請來，聽聽主管機關是什么處理意見。

不多時，人民銀行的兩位處長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這樣，我們就處分他們！”兩位處長當即表了態(tài)，聲音很堅定。

整個營業(yè)日，直到收盤，交易所都沒有收到參與密謀的那幾家證券商的一筆委托。

但是，據(jù)交易所的調查結果，這一天這幾家證券商都接到過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報。

這一天，只有國際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幾筆。

不管怎么說，交易所開業(yè)首日總算沒有“空市”。雖然全天僅僅成交了5筆，但是王健他們覺得這足以表明，正義的力量是打不敗的。

既然幾家證券商之間的密謀，已成事實。王健再度來到主管機關，要討個公平。兩位處長卻面露難色地說：“處理他們，還得和主管行長商量。算了吧，下不為例。”

雖說空市沒有造成，但是釀造丑聞者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此后王健他們也沒有再追究。

因為，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的誕生，沖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深圳發(fā)生第一次股災

1990年底到1991年初，深圳股市遇到第一次股災，這也是新中國證券史上的第一次“股災”。

包括缺乏經(jīng)驗的深圳管理層在內，誰都沒有料到1990年11月下旬的多頭慘烈失敗會釀成一場“股災”。這一年，股市的狂跌與深圳的冬天一起降臨了。

到12月中旬，深圳股市每天以5％的跌停板速度，不帶喘息地連續(xù)下挫，成交金額從上千萬元萎縮至30多萬元。不要說黑市交易消失得無影無蹤，就連證券公司小小的柜臺前亦可羅雀。

面對如此瘋狂的下跌，12月13日，深圳市政府采取措施，不得不把每天5％的跌停板改為2％，然而依然無濟于事。

香港《文匯報》對此驚呼道：

深圳股市在邁向股災的邊緣。

1990年的最后10天，股價平均下跌10?74％，股票市值損失達6?4億元。

如此兇猛地下跌，對缺乏管理股市經(jīng)驗的深圳市政府來說，是始料不及的。

1990年12月下旬，深圳市長鄭良玉、主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長張鴻義，市證券市場領導小組負責人，相繼在公開發(fā)表對股市前景的看法時指出：

國務院領導同志再次明確支持深圳、上海繼續(xù)搞好證券市場和股份制試驗。

因此，那種對深圳股份制、證券股票市場的悲觀情緒，是沒有根據(jù)的。

深圳的股民們抱著對領導講話的信心與希望，抱著舊歡新怨迎來了1991年的元旦。

1991年元旦，市政府出臺令股民振奮的舉措，把每天2％的跌停板，改為與漲停板一樣，統(tǒng)統(tǒng)是0?5％。

同時，張鴻義副市長專門召集深圳5家上市公司負責人開會。明確向他們表態(tài)，上市公司的這次年終分紅，應該繼續(xù)保持政策的連續(xù)性。

很顯然，政府從關心股民的利益出發(fā)，希望通過分紅派息，讓股民得到可觀的投資回報，來促使股市止跌企穩(wěn)。

緊接著，為深圳股市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深圳黨報《深圳特區(qū)報》又來了一個創(chuàng)舉。

該報在第二版開辟了《股市縱橫》專欄，供經(jīng)濟界、學術界及從事證券業(yè)的專家議論股市，還特意開辟了一個《股民之聲》的欄目，讓廣大股民發(fā)表意見，獻計獻策。

這可以說是中國報刊上第一次開辟專門的股市欄目。

于是深圳的專家學者們對深圳是不是陷于“股災”進行了熱烈討論。

這時的專家們還只能套用“國際慣例”，按國際上股價跌去30％作為股災的標準，連續(xù)40天跌勢的深圳股市，場內價已跌至股災水平，而場外價早就是股災了。所以專家們頗有信心地套用股市格言：

股災之日，反彈之時。

他們認為深圳的股價跌到了谷底，反彈就在眼前，仿佛此時不入市，更待何時!

然而國際慣例和中國似乎沒有關系。

1月2日是1991年的第一個交易日，一些股民懷著對市領導講話的信心和對專家們的信任，鼓起余力，奮勇入市，多空開始了一輪新搏殺，一時間成交金額突升，從30多萬升至至700多萬，在多頭出其不意的突襲下，股價止住了跌停，一時間股市真的泛紅回暖了。

然而第二周奮勇托盤者就紛紛斷臂，5只股票的反彈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緊接著又連續(xù)6天撞跌停，成交金額降至300萬元以下。

1月12日，5只股票中有兩只沒有下跌，沒有跌的原因竟然是連一股也沒有成交，連撞跌停的機會都沒有，另有一只也只成交了l手。

1月28日，在《深圳特區(qū)報》的《股市縱橫》欄目中，有文章寫道：

深圳股市在熊氣彌漫中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上周股價繼續(xù)下挫，每天以0?5％的幅度跌落。有人認為，按國際慣例，深圳“股災”已近在咫尺，令人深感憂慮。

1991年春節(jié)前，傳出5家上市公司分紅派息的消息，公司大都以股民最希望的送紅股方式進行分紅，接著各公司的業(yè)績報告也紛紛公布，頓時證券公司交易大廳春意盎然起來。

龍頭股深發(fā)展首先起跳，封殺漲停，帶領其余4家公司齊步上揚。

當時有一家臺灣電視臺原本來拍攝深圳“股災”凄風苦雨的場面，不料碰上的卻是人頭攢動、股價齊上揚的熱鬧景象，只得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這是春節(jié)前最后一批入市抄“底”的多頭勇士們，有了買家，息戰(zhàn)已久的空頭就有了對手，拋盤洶涌而出，成交量驟然放大。

2月25日，在《股市縱橫》欄目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吹面不寒楊柳風》的文章，讀來令奮勇托市的股民滿心陶醉：

春節(jié)前后又刮起了一股拋售風，其成交量之大，為近兩個月所罕見。

然而，心理已得到適當調整的眾多深圳股民，大智若愚，適時入市，購進了早已想買而又買不到的深圳發(fā)展銀行股票，度過了一個祥和歡快的春節(jié)。

文章似乎預示著春節(jié)后必然反彈，對入市者的勇氣與目光大加褒揚，但春節(jié)后不知什么原因，各公司的分紅方案卻遲遲不肯登臺亮相。

多頭動搖了，經(jīng)過16天的波動上揚后，股價再次掉頭而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連續(xù)跌停。

此后深圳股市真正進入了漫長的黑夜旅途。

深圳股市持續(xù)走低

也就是說，深圳1990至1991年的股災，并沒有使上海股市受到?jīng)_擊，許多逃出股災的深圳資金轉而北上滬市，這一舉動令滬市行情大漲。

這是中國股市有史以來，滬深兩市唯一一次以牛熊相反的方式來演繹行情。

究其原因，要說當時炒股資金匱乏，恐怕不是事實。

據(jù)1991年9月統(tǒng)計，全國居民儲蓄余額突破8600億，如果算上手持的現(xiàn)金，估計在一萬億以上，這批資金相對股市來說太巨大了。

要說上海的“老八股”與深圳的“五朵金花”在利潤業(yè)績方面優(yōu)劣截然，就更不是事實了。

雖然上海的上市公司的確業(yè)績增長十分迅速，如飛樂音響截至1991年，資本回收率為141?5％，銷售收入比1990年增長55?3%，利潤增長61?3％，主要指標為7年之最。

但是，上海年利潤在10％至20％的上市公司，是比不上深圳上市公司的。

1990年，拆細后的深發(fā)展每股利潤為0?3元，金田為0?25元，就連較差的安達也達到了0?15元，也就是說，深圳上市公司的年利潤在15％至30%之間，平均水平高于滬市。

同時深圳上市公司一開始就以深發(fā)展為榜樣，樂于向股東派送紅股。

如1990年，深發(fā)展10送5；而上海的上市公司卻沒有這個習慣，像真空電子是上市公司中資產(chǎn)增值最快的，至1991年4月，資產(chǎn)已升了7倍，但從來沒送過紅股。

從業(yè)績與分紅上說，深市比滬市更誘人，顯然二者不是導致滬市走“牛”而深市走“熊”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股民的心理不夠成熟。

深圳股民的心態(tài)還沒有達到鄭良玉所說的連死都不怕，更不怕股價下跌的境界。

而是兵敗如山倒，墻倒眾人推，但是這也不能說明上海股民的心理素質就比深圳股民更成熟一些，更理性一些。

1990年12月9日至1991年6月10日，上海累計證券成交額越過30億，其中股票成交3?22億元，日均交易額280萬元，最高日近l600萬元人民幣，創(chuàng)上海股市紀錄。

1991年4月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首次公布8只股票的市盈率，意在提醒股民風險的來臨，可上海股市有風無險，股價天天創(chuàng)新高。

與上海相比，深圳的成交量卻在一天天萎縮。

這種萎縮已不是沒人拋出而是沒人買進，事情出現(xiàn)了相反的情景，半夜排長隊買股票轉換成了半夜排長隊拋股票。

1991年春節(jié)以后的深圳，人們每天都能看到，在凌晨一兩點鐘，證券公司門前股民們排著長隊，站在寒風中瑟瑟發(fā)抖，等待八九小時以后開市，以便能第一個進場，拋掉手里的股票。

據(jù)當時證券公司對某天成交筆數(shù)進行統(tǒng)計，每天證券公司全天平均成交筆數(shù)為0?7筆，也就是每個交易柜臺，一天成交還不到一筆。

即使半夜來排隊，排在第一個，也不一定拋得掉一筆，這還得看交易員下單的速度。

在黑夜的寒風里，股民們默默地排在那里，忍受著中國股市最慘痛的時刻。

每天看著股價下跌0?5％，就是拋不掉，有人已經(jīng)排了一個多星期，卻一股也沒拋掉。

在排隊的股民中，有人下定決心，這輩子再也不炒股了。

事實證明，春節(jié)前入市的股民是最后一批被套者，并非如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些抄底的勇士是什么大智若愚，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不過這些春節(jié)后入市托盤的股民，使深圳股市經(jīng)歷了整整16天的波動上揚。

但不知為什么上市公司1990年度的分紅方案遲遲不能出臺，這給了托盤勇士們最直接的打擊。

16天之后，托盤者們紛紛開始撤退，股價再一次掉頭而下。

3月底，5只股票比1990年底又平均下跌23?65％。

從數(shù)字中可以看出，股票的下跌是股民們思想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深發(fā)展從70?11元跌至61?49元；萬科從16?06元跌至13?26元；金田從19?50元跌至14?77元；安達從20?40元跌至12?43元；原野從18?30元跌至13?69元。

1990年第一季度總成交710?93萬股，成交額萎縮至2?04億元。

1990年6月24日，寶安公司上市和擴股公告前一天，安達股正逢分紅擴股方案出臺，這只習慣于默默隨大流的股票出現(xiàn)了難得一見的反彈。

不料寶安公告一出，安達一下子出現(xiàn)15萬股以上的拋盤，把這只小股票打得再也難以爬起來。

寶安開盤在3元以上，使得在地攤上買進的股民頗感安慰，可手上那些高價買入股票的人們并沒有絲毫的慰藉。

當深圳指數(shù)在50點以下運行，最低跌至43點時，股民們的絕望情緒如瘟疫般在股市里彌漫。

被深套的股民寢食難安，100多元買進的深發(fā)展，現(xiàn)在只剩下15元了，而且每天仍以0?5％的速度下跌著，最低時只有13?7元。

最慘的屬安達，跌幅高達93％，連續(xù)9個月的跌停，6只股票的市價總值已跌去七八億。

如果是以高于場內一倍的價格買入的，那么損失最慘的就在95％以上。

投入一萬元的股民，普遍望著場內股價，計算著這一萬元投資股票現(xiàn)在連500元都沒人要，那份絕望是可想而知的。

股民們都急瘋了。

各上市公司采取對策

1991年4月，“中國股票市場發(fā)展研討會”在深圳隆重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民銀行及國家體改委的領導們要求深圳、上海兩地的股票管理機構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股份制試點，認真解決試點中出現(xiàn)的問題，創(chuàng)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股市之路。

原本這是一條利好消息，可經(jīng)歷了幾次入市被套后的深圳股民，已沒人敢站出來當“拼命三郎”了。

重創(chuàng)后的股民們對利好消息麻木了，現(xiàn)在他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上市公司的分紅上了。分紅才是實實在在的利好，仿佛只有這種實在才能使股市結束下跌，起死回生。而股民對分紅企盼目光又大都集中在了龍頭股深發(fā)展上。

這種企盼是比較現(xiàn)實的，因為在此時的5家上市公司中，深圳發(fā)展的利潤穩(wěn)居頭把交椅。根據(jù)其1990年財務報告可知，5998萬元的股本金帶來了7087?5萬元的可分配利潤，以國慶節(jié)前的股價計算，市盈率僅為13倍。

1991年3月3日上午，深圳發(fā)展銀行在深圳寰宇大酒店三樓宴會廳召開1991年度股東大會，董事會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分紅方案令股東們大為不滿：每10股送4股，并且每股派發(fā)0?3元現(xiàn)金。個人股東對這個方案感到非常失望，他們認為深圳發(fā)展銀行利潤這么多，至少也應該“10送5”，尤其是那些高價買入發(fā)展的中小散戶們，在長期被套、損失極為慘重的情況下，更是憧憬著“1送1”。

但法人股東對這個分紅方案沒有提出反對，在深圳發(fā)展銀行強調要妥善處理各方關系、強調長遠利益后，法人股東紛紛表示理解，最后的投票結果是董事會的分紅方案獲得了93％的贊成票。

這是一次令中小股民大失所望的會議。不歡而散的中小股民周一開盤就用腳投票發(fā)泄不滿，深發(fā)展拋盤劇增，股價下行，瞬間跌停。

4月8日至13日，深發(fā)展連續(xù)6天下跌不止，其中4月11日竟然無人問津，單掛賣盤，造成一股都沒有成交的尷尬局面，創(chuàng)下龍頭股深發(fā)展上市以來零交易的紀錄。

對深圳發(fā)展銀行失望的社會股東們，這時把希望轉向了稅后利潤僅次于深發(fā)展的萬科公司。雖然萬科不可能像深發(fā)展那樣送紅股，但股民們大都希望萬科分紅能高于金田公司，當時盛傳金田將10股送3股，那么萬科至少也應該高于這個標準。然而萬科董事會拿出來的方案同樣令股民失望，竟然是“10送2”。

萬科公司解釋說，并非是公司沒有能力多分，而是因為萬科是個按國際化股份公司的標準建立起來的規(guī)范公司，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公司章程。

按公司章程規(guī)定，分配給股東的利潤只能占公司稅后可供分配利潤的40％至60％。

“10送2”的分紅，已達到可供分配利潤的55?7％，若突破這個比例，勢必要修改公司章程，而修改公司章程得召開特別股東大會。

中小股東勉強接受這個解釋，可隨后在配股問題上又引起股東們的爭議。

1991年3月，萬科在召開的股東例會上，確定配股價為3?8元。然而到了5月份，董事會又擅自否決了這個股東通過的配股價，而提出每股4?2元的底價，在這個底價上，經(jīng)過證券商的競投，來最后確定配股價，或許這也屬于國際標準化做法。

券商們的投標結果是每股4?4元。當然這個價格與當時的市場價相比，仍高出一倍不止，還是頗具吸引力的。

但是萬科公司居然采用競價方式，擅自否決股東大會通過的配股價，這自然引起了一些股東的非議。他們認為萬科的這種做法無視股東，嚴重侵犯了股東的合法權益。但是中小股東人微言輕，對此也沒有什么辦法應對。

股東們的不滿尚未平息，萬科公司又緊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董事會向特別股東大會提交了定向發(fā)行770萬法人股的提案，擬定向法人發(fā)行價略高于配股價。

雖然高于配股，可相對中小股東們在二級市場買入的股票，還是低許多，這770萬法人股明年自然要分享萬科的利潤，在股東眼里，這種做法當然又是一種侵犯股東權益的行為。

1991年7月，萬科公司總經(jīng)理王石宣布，1991年擴股一億多元的工作順利完成，說明配股和向法人增發(fā)股票都實施了，中小股東對此無能為力，最多也只能到二級市場用腳投票。

與此同時，1991年7月28日，深圳發(fā)展銀行舉行了第二次特別股東會議。

通過了曾經(jīng)一拖再拖的1991年度增資擴股方案，會議還決定向股東以每股12元的價格實行配股，每10股配3股，另外向社會發(fā)行873萬股新股，發(fā)行價為15?6元，同時還決定把優(yōu)先股轉為普通股。

在股價狂飆時，股東們對增發(fā)新股一點都不會在意，可是現(xiàn)在是處在股市長期下跌之后，股民們自然要斤斤計較了。

深圳發(fā)展銀行自1987年成立后，1988年、1989年、1990年，幾乎每年都在增發(fā)新股。雖然發(fā)行價15元多，可對于在二級市場幾十元甚至一兩百元買進套牢的股東，心理上就難以平衡，當他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分紅上時，又發(fā)現(xiàn)公司利潤隨時有可能被一些以發(fā)行價買入的新股東瓜分掉。

在深圳的6只股票中，金田公司雖然利潤不高，可送起紅利來最慷慨大方。

有的股民后來回憶：

1989年七八月間，正當深圳股市陷于低潮時，管理層建議上市公司派發(fā)中期股息，當時只有兩家公司派發(fā)中期利息，那就是金田與萬科。金田每10股送1股，每股派0?05元；萬科每股派現(xiàn)金0?10元。當時并不在意這點分紅的股民們自然不會為此特別關注金田。

而在1990年，金田股本為2104萬元，贏利1149?1萬元，每股贏利是0?55元，可分配稅后利潤為685?4萬元，按照這個可分配利潤，金田最多也只能“10送3”，結果金田推出的分紅方案雖然不是股東們最滿意的，也算是不錯的：每10股送2?5股，每10股配4股，并準備以26％的股息率派發(fā)1991年股息。

同時金田又是1991年在深圳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進行中期分紅的公司。

1991年8月27日，金田公司股東代表臨時會議通過了中期分紅方案，第二天起就派發(fā)中期股息，每股派現(xiàn)金0?10元。

雖然不多，金田基本上還是把利潤統(tǒng)統(tǒng)分給了股東，給股東留下了一個好印象。這個好印象使得在以后的牛市中，金田取代了萬科排行第二的位置，成為深市的“小龍頭”。

除了金田給股東們一絲安慰外，深發(fā)展、萬科均令股東失望；安達公司的利潤在深市中本來就最少，股民也沒寄什么希望；寶安則剛上市；而原野的分紅“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于是，本來可以通過分紅令股市止跌的可能性被斷送了，加上上市公司都沒有按管理層的要求加快分紅方案的制定與實施，反而一拖再拖，令股民心中的不滿情緒日益加劇，分紅的實施對股市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深圳交易所正式開業(yè)

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yè)，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家運作的證券交易所。

但是，上海證券交易所也一直對外宣稱他才是真正的第一家，主要原因是，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試營業(yè)沒有得到北京的批準。

所以后來一直有人問禹國剛，上海說他是最早，你說你是最早，到底誰才是最早的。

禹國剛以打比方的形式來回答別人的疑問。

他說：“我給你講一個一分鐘的故事，中國生小孩先要有計劃生育的出生證，如果拿這個比喻，上交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他，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他晚拿了幾天，可以要講小孩，誰先呱呱墮地，我是1990年12月1日，他是1990年12月19日，我比他早18天，要給我補這個戶口，也只能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禹國剛認定深圳證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

但是沒有得到上面的批準，就擅自行動，終究顯得名不正言不順，所以試營業(yè)第一天到場的領導很少，最高級別的也只是深圳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副組長董國良，如果以這樣形式開業(yè)，確實顯得有點寒酸。

于是，在1991年7月1日,深圳市建立證券交易所的申報批下來批下來之后,深圳市就迫不及待地為交易所的開業(yè)補了一次儀式。

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yè)，這一天的開業(yè)典禮就顯得比較隆重了，市委書記李灝親自致開幕詞。

不過，由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慕華、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及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也參加了這次典禮，深圳市的領導就只能排到后面了。

萬科在交易所上市

1991年1月29日，萬科正式在深交所掛牌交易，代碼0002，由此踏上了快速發(fā)展的征程。

萬科上市不僅僅是萬科掌門人王石的一種自我救贖行為，對于房地產(chǎn)行業(yè)來說，更是開創(chuàng)了一條做大做強的路徑，由此樹立了房地產(chǎn)企業(yè)走向規(guī)范化管理的標桿。

1991年1月初的一天，深圳蛇口菜市場籠罩在一片灰蒙蒙之中，伴隨著淅淅瀝瀝的小雨。

在若干年之后，孫璐還清晰地記得當天的若干個片斷。

和菜市場的其他攤主不同，時任萬科集團副總經(jīng)理的孫璐跑到菜市場擺攤叫賣的商品是萬科的股票。

孫璐后來回憶說：

當時我找到菜市場工商管理所的同志，人家都覺得奇怪，沒聽說過上這兒擺一攤位賣股票的。

就是通過到菜市場擺攤，萬科一步一步完成了股票的推介認購。

在該月的29日，萬科正式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

相比后來的房地產(chǎn)企業(yè)的上市路徑，萬科1991年的上市之路顯得較為原始而讓人忍俊不禁。不過，在那個特殊時代的赤腳上市，對于萬科來講有著深遠的意義，對于房地產(chǎn)行業(yè)而言意義更非一般。

“通過上市打通了融資渠道，萬科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推動了其第一輪擴張。是萬科發(fā)展歷程中最為關鍵性的選擇。”華本時代品牌顧問中心總經(jīng)理周金旺如此評價。

更為重要的是，把萬科上市放到房地產(chǎn)行業(yè)的發(fā)展歷程中，萬科上市的意義凸現(xiàn)出來。借用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下第一個腳印時說的那句注定永傳不朽的句子，萬科上市是萬科的一小步，卻是房地產(chǎn)行業(yè)發(fā)展的一大步。

帶點陰差陽錯的戲劇味道，王石卻由此一夜之間變成中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yè)的總經(jīng)理。

率先上市得益于萬科最先完成股份制改革。據(jù)知情人士透露，萬科積極響應深圳市政府股份化改造的初衷本來是想擺脫上級公司控制。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準萬科的股份化改制方案，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批準發(fā)行萬科股票，現(xiàn)代企業(yè)公司，即萬科的前身，以凈資產(chǎn)1324萬元折合1324萬股入股。

萬科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是在1988年12月，一共發(fā)行2800萬股，募集資金2800萬元。在那時，所有的股票只能在“老三家”的柜臺交易。

萬科股票的上市，也沒有像后來那樣在證券市場大屏幕顯示屏上跳動、閃亮，而是出現(xiàn)在菜市場新鮮蔬菜旁，躋身于賣雜貨的小攤上。那時的中國人，對那些錢生錢的虛擬概念，從內心深處也還存在著懷疑和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抵觸。

不過，正是利用這筆資金，萬科得以高姿態(tài)以2000萬元的報價，一舉拿下威登別墅地塊。按照2000萬元的報價，萬科拍賣的樓面地價已經(jīng)高于這塊土地周邊的住宅產(chǎn)品的平均售價。

這種地價高于周邊樓價的競標在后來看來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不過，在當時讓萬科團隊的主流派視為“燙手山芋”，并曾一度建議毀約。

拍得威登別墅地塊對于萬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1988年的深圳，開發(fā)房地產(chǎn)的門檻比現(xiàn)在還高：非建筑行業(yè)的企業(yè)要進入房地產(chǎn)開發(fā)領域必須通過招投標，拿到土地才批給單項開發(fā)權。此舉讓萬科如愿以償?shù)玫搅艘粡堖M入房地產(chǎn)行業(yè)的高價入場券。

1991年1月29日，萬科股票正式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從股份化重組到股票發(fā)行，從上市交易到市場監(jiān)管，萬科摸著石頭過河，神經(jīng)時刻為資本市場一系列復雜的規(guī)則而跳動。

萬科的上市與此時的時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1990年11月26日，江澤民出席了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建立10周年招待會。

5天之后，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試營業(yè)。深圳證券交易所獲得國家的正式批文是在1991年4月11日，此時距離萬科股票上市已經(jīng)兩個月了。

上市打開了資本市場的大門，從此接受過資本洗禮的萬科開始頻頻和資本親密接觸，而在資本的指揮棒下，萬科也開始起飛。

1991年6月，萬科通過配售和定向發(fā)行新股2862萬股，集資1?27億元。

在一次研討會上，王石和金田的創(chuàng)始人黃漢青在休息的時間談到深圳的房地產(chǎn)市場，黃漢青從包里掏出一份統(tǒng)計表，以炫耀的口吻對王石說：“大哥，你看我這么多項目哪里做得完，你要是有興趣，可以分給萬科兩個項目。”

在此時，這位自稱小弟的金田掌門人在協(xié)議拿地方面的本領要比萬科高得多，兩個公司的拿地能力是10比1，萬科此時明顯處于劣勢。

這讓王石感到如果再憋在深圳，就永遠無法勝過金田。

于是，萬科懷揣著這筆資金，來到十里洋場上海灘，成功開發(fā)了萬科在上海的第一個項目，即上海西郊花園，艱難擠進上海市場，也開始了萬科第一輪全國化的跨地域擴張。

1993年5月，萬科成功發(fā)行4500萬股B股，募集資金45135萬港元。這筆資金對萬科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同年底，中國房地產(chǎn)行業(yè)經(jīng)歷了一段最為艱難的日子：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一直持續(xù)至1997年。

正是憑借這筆資金，萬科在宏觀調控銀根緊縮時期，仍能保持穩(wěn)健的成長。

1997年年中，基于房地產(chǎn)市場復蘇的判斷，萬科增資配股募集資金3?83億元，重點加大深圳市場的投資開發(fā)，一舉奠定了萬科在深圳市場的領先地位。

時任萬科總經(jīng)理郁亮此后評價，每一次成功的資本運作，緊隨其后的都是萬科更快的成長和突破。